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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和AI聊天，总让当代人感觉更亲密？｜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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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聊类学生活离不开各种社交媒体，它们改变我们的天总衣食住行、社交方式，让当甚至社会结构。代人哪怕许多人现在不再更新社交动态，感觉更亲也依然会勤勉地打开各个社交媒体，密人米勒了解社会生活发展的家丹一切。在当下，聊类学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技术和生活的天总关系？

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r Miller）在最近出版的《人间烟火2.0：人类学家眼中的数字中国》一书中认为，理解数字生活其实并不需要宏大叙事，让当而需要持续进入现场、代人反复校正判断的感觉更亲能力。

“我们将数字化工具转化为一种创造途径，密人米勒使其更具个性化，家丹但也会尝试绕过算法、聊类学避开它，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总希望有一定的阻碍，避免一段关系过于亲近，对AI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

作者 | 良豪

编辑 | Felicia

题图、封面 | 《社交网络》

2025年10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教授丹尼尔·米勒决定开通小红书账号。在第一篇小红书笔记里，丹尼尔手里拿着一条未拆包装的果丹皮，兴奋地向镜头打招呼：“我在中国竟然是有粉丝的！”当时，他自嘲就算有粉丝，大概也只有两个。

据说，“果丹皮”是中国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自发创立的“丹尼尔学术粉丝团”的粉丝代号。这一群人之中，既有在伦敦大学学院上过他研究生课程的中国学生，也有借鉴数字人类学理论从事研究的年轻学者。在算法的助力下，这条“报到”视频迅速传开，很快，评论区里挤满了不同IP地址的“果丹皮”。更有网友震惊地直呼：“有生之年，读书时候天天引用的人居然开了小红书。”

老外涌入小红书并非稀奇事，但数字人类学的奠基者进驻小红书，并在这里分享自己的学术、思想、生活、爱好，实属罕见。现在，丹尼尔在小红书已经拥有5万多名粉丝，起号速度之快让不少人隔着屏幕都倍感羡慕。

丹尼尔·米勒是数字人类学的奠基者。在他的第一篇小红书里，他兴奋地和当时自己仅有的两个粉丝打招呼：“我在中国竟然是有粉丝的！”（图/小红书@Daniel Miller）

包括小红书在内的各种社交媒体，是丹尼尔的重要研究对象。2012年，丹尼尔和团队开启“社交媒体影响人类学全球比较研究”项目，并在世界各地开展田野调查，关注不同文化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行为差异。这项研究在2016年正式上线，主题非常通俗——“我们为什么发帖”（Why We Post）。

大多数“果丹皮”认识丹尼尔，除了因为他的学术思想，还因为他出版的Tales from Facebook（《脸书故事》）。Helloworld电脑版下载该书取材于他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田野调查，构建了12个当地脸书用户肖像，探讨脸书对当地生活的影响。他发现，社交媒体既为人们建立和发展新关系，也成为许多婚姻的隐患；既能帮因疾病、年龄、性格等无法出门的人找到新出口，也带来隐私泄露引发的麻烦和丑闻。这本书的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和他的学生们翻译，并于2020年面世，让更多中国读者读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社交媒体世界。

2010年上映的电影《社交网络》，讲述的是脸书创建人马克·扎克博格和埃德华多·萨瓦林的发家史。（图/《社交网络》）

这套模式已经彻底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改变我们的衣食住行、社交方式，甚至社会结构。哪怕到现在，许多人即使不再更新自己的社交动态，也依然会勤勉地打开各个社交媒体，了解社会生活发展的一切。

数字时代里，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技术和生活的关系？在最近出版的《人间烟火2.0：人类学家眼中的数字中国》中，丹尼尔及其团队描绘了8个不同的数字生活故事，从普通人的生活日常了解中国社会。在他们看来，理解数字中国的核心不需要宏大叙事，“而是持续进入现场、反复校正判断的能力”。

《人间烟火2.0：人类学家眼中的数字中国》

[英]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 王心远编著

新世纪出版社，2026-4

2026年4月，我在广州见到了丹尼尔和他的“小红书搭子”、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类学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王心远，一起聊了聊数字人类学，以及他们眼中的数字中国。虽然是学术权威，但丹尼尔对社交媒体的热爱和普通人别无二致：上班摸鱼时爱看足球赛况分享，睡觉前习惯性看一会儿热带鱼视频，“不看睡不着”。这让“搭子”王心远大吃一惊：“我竟然不知道他有这种爱好！”

虽然来过中国多次，但丹尼尔对中国的一切依然感到好奇，更特地去广州大学城打卡自动驾驶车辆。我问丹尼尔的体验感受，他这样形容自己的震惊：“我仿佛被外星人绑架了。”话音刚落，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是个“活人感”满满的人类学研究者了。

2026年4月，丹尼尔·米勒（左三）和王心远（左二）在广州接受《新周刊》专访，左一为《人间烟火2.0》第八章著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系在读博士林依依。（图/新世纪出版社）

以下对话基于《新周刊》对丹尼尔、王心远的采访整理而成。

《新周刊》：就个人而言，你们一天会花多少时间使用手机，通常会用手机来做什么事情？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你们会有特别关注的兴趣话题吗？

丹尼尔：每天醒来，我会拿起手机浏览新闻，随后用它处理工作。和大多数人一样，闲暇无聊时，我也会刷社交媒体。倘若错过足球比赛，只要有空，我便会掏出手机查看比赛结果，抑或观看比赛回放。睡前，我也会刷手机半小时左右来放松身心，看看推文、听听音乐，还会习惯性地刷一会儿热带鱼的视频。

我认为，关键并不在于使用手机的时长，而在于用手机做了什么。毕竟，不同的人使用手机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有些人热衷游戏，玩手游是家常便饭；有些人正在恋爱，会时不时点开手机与对象聊天，总而言之就是将手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借助手机排遣无聊、不错过重要信息或完成必须要做的事情，让手机更好地融入自己的生活。

往大了说，我们很多时候只关注手机本身，但是忽略了普通人得到手机后，他们的行为和创造力。比如每个App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而将其组合起来、共同构建起每个人的生活日常，这可以理解为另一种日常生活的空间。

王心远：我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补充一点。我经常会问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直接问对方“能告诉我你一天中哪些时候会用到手机吗”，让他们回忆过去24小时内所做的事情。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这并非仅仅是人与手机本身的交互，而是日常生活如何通过手机紧密相连。

这就涉及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很少会问类似“你觉得这个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而是具体询问对方“你究竟用它做了什么”，然后根据回答得出结论。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可能与手机紧密相连，这也是人们安排生活的一种方式。另外，询问“你可以多久不用手机”，或许更能体现手机的重要性。

今天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手机，丹尼尔曾将手机比作是人的“便捷传送之家”，“每个人的手机和现实生活中的家几乎相似”。（图/《虽然只是弄丢了手机》）

《新周刊》：丹尼尔在去年10月底拥有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你们在小红书的个人简介里互相称对方是“搭子”，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丹尼尔：我们开通小红书，其实是希望让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够实现大众化传播。事实上，学者（的研究处境）非常孤独，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他们的作品、论文写得非常难懂，内容高深且语言晦涩，普通人只会觉得“他好像很厉害，但是看不懂他写什么”，给不了任何反馈。所以我们开号的目的就是，以有趣的方式让人看懂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王心远：小红书的受众其实很像我们在大学课堂里面对的学生，而且和对社会感兴趣的人群的重合度还蛮高的。从事人类学研究最怕的是了解了很多内容，但只能写成学术论文，最后被束之高阁。人们常说“做学术要甘坐冷板凳”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长时间处于没有获得反馈的状态。为什么大家会对游戏上瘾呢？因为游戏有即时反馈。

我们反而希望，对人的了解能回归人群中，所以我和丹尼尔有时候想做一些研究，会先在小红书上录个短视频试水，这种感觉特别好。小红书能让我们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自己关心的内容，于是我们把它当作不那么严肃但能更快得到反馈的学术生产工具。有时候我和丹尼尔常常为了今天在短视频里输出什么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但其实这也是在做学术，我们需要有这种观点（讨论）的双重性。

在线上，丹尼尔和王心远互称对方是“小红书搭子”，而在线下他们经常为了争论某个观点而面红耳赤。（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依托新书《人间烟火2.0》，作为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丹尼尔在和中国学者共同研究中国本土数字生活时，有哪些意外发现？

丹尼尔：《人间烟火2.0》是指人间烟火加上了数字滤镜，但是不代表它取代了之前的人间烟火，只是说社会在数字生活的加持下出现了新层次。

我们之前的项目是做全球比较研究，能看到数字技术给中国普通民众的赋能是巨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态度。2012 年，我们启动“社交媒体影响人类学全球比较研究”项目，并前往一些国家开展田野调查，当时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40岁后的人是不会想用智能手机的，觉得它是年轻人专属，更别提社交媒体。近年来，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调查时，仍有许多老年人抗拒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尽管它们已深度融入许多人的生活。

然而在中国，情况不同，许多老年人不仅会用智能手机，还认为其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这表明，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与技术可控性和自身能力并不必然相关，而更与文化认知有关：中国老年人对科技普遍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许多外国老年人则需被逼迫才愿尝试。

王心远：我在中国开展老龄化智能手机的田野调查时，一些三四十岁的受访者常常问我：“你研究智能手机和老龄化现象，能治治我爸妈的网瘾吗？”这类问题在国外几乎不会出现，实际上是因为老一辈中国人经历的社会变革速度相当于西方200年甚至500年的进程，极为迅速。此外，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秉持着“作为好公民就要拥抱科技，成为时代新人”的理念，这种叙事方式是中国所独有的，也让中国老年人对数字科技持有更开放的态度。

丹尼尔团队针对老龄化智能手机的全球性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对数字科技持有更开放的态度。2026年4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幸福路街道北三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老年人使用手机扫码免费听有声图书。（图/视觉中国）

《新周刊》：新书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讲到数字时代的新型关系——现在很多人流行与AI聊天。这种“人与非人”的情感联结，会逐渐取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吗？

丹尼尔：以我们团队成员、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系在读博士林依依研究乙女游戏中的“男友”为例子，该研究深入剖析了数位女性如何将乙女游戏中的“男友”视作亲密爱人，并由此找到了真实的慰藉。其实，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非罕见。

几千年前，人类就通过宗教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并让宗教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虚拟男友”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但这恰恰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非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更像一种互补关系，包括现在流行的AI工具。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人类长期以来都在与超越个体生命的对象建立依附关系、道德承诺与意义联系，而AI的出现，正是这一历史传统用新技术形态延续而来的一种当代表达。这种关系看似很新，但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人类对理解、陪伴与意义的持续追寻。

王心远：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人与人的关系无比真诚，因为没有中介。但实际上，人情、面子与人际关系紧密相连，在人情债和面子问题的影响下，很多人会发现AI更像一股清流，大家更乐意接受它。所以在中国，原本被当成“工作搭子”的AI慢慢地变成他们的“嘴替”。

很多人在职场或生活中遇到难题，感到喘不过气、不敢说真话，抑或不被理解、不被倾听时，AI的陪伴对他们而言是最为鲜活、真实且令人放松的。你无须担心AI会泄露你的秘密，也不必忧虑AI会对你进行评判。

人很难做到绝对真诚，但数字技术反而能让人更加坦诚。我们在香港大学做分享时，有位教授认为“AI并非中立的，而是会一味地迎合你”，我就反问她：“那人与人之间是中立的吗？”你所面对的每个人都并非中立的，相比之下，AI在这种情况下还算比较客观。举个例子，有人说“找闺蜜诉苦，越诉越苦”，因为闺蜜会顺着你说，陪着你一起抱怨。

我认为，不能抱着“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的态度看待科技，而应该将科技放回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中。这其实就是人类学的最终诉求，即从人们真实的生活和丰富的内心层面去看待科技。

人与人之间很难做到绝对真诚，但数字技术反而能让人更加坦诚。（图/《社交网络》）

《新周刊》：算法应用和AI一样无孔不入，新书对算法也有所关注和研究。在中国，人们对算法推荐乐此不疲，但也普遍对算法过度入侵生活感到迷茫。我们容易对算法推荐的内容上瘾，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很多人会故意调教算法令其“变笨”，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

丹尼尔：中国人对算法的集中讨论，出现在短视频平台运用自身算法为用户推荐内容之后。平台的个性化推荐并非“由公司决定用户该看什么”，而是将选择权交到了用户手中，算法会为用户推荐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加上算法学习速度极快，能够迅速掌握我们的使用习惯和行为模式，所以能让我们产生“算法十分了解自己”的错觉，有人戏称算法的记忆力甚至比自己的对象还出色。

我们将数字化工具转化为一种创造途径，使其更具个性化，但也会尝试绕过算法、避开它，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总希望有一定的阻碍，避免一段关系过于亲近，对AI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这种模糊性也是导致人们对算法产生矛盾心理的原因之一。

我们经常看到关于“如何对抗算法侵蚀”的报道。确实，算法会带来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但是人与技术并不分立。数字平台不是纯粹的技术产物，而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算法、用户数据、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等元素，共同驱动着数字世界的日常运转。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难告诉所有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重要的是把握好与坏之间的平衡。

王心远：《人间烟火2.0》里有一个章节介绍了中国学者对算法的研究。某些行业的从业者自己成为“草根算法专家”，他们未必通晓算法的技术原理，但包括出租车司机、滴滴司机或快递员在内的从业者，往往自行总结出一套理解算法运作的逻辑，这足以说明算法已深度渗透日常生活，且人人都在努力驾驭算法，让它更好地服务自身。

我们说“反算法生活”其实不是摒弃算法。很多人抱怨算法不够好用，或质疑算法无法满足其需求，比如点外卖、买机票就容易被大数据“杀熟”，或者说被大数据监视，背后的核心其实是希望通过训练算法，让算法变得更懂自己，帮助自己的日常生活。

其实往大了说，人类生存本来就是算法，文化也是算法，帮你更好地通过一个快捷键去理解这个社会。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没有“算法”的时代，哪怕没有数字算法，也有别的算法。